王實味:野百合花

王實味:我並非平均主義者,但衣分三色,食分五等,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……老是講“愛”,講“溫暖”,也許是“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”吧?听候批判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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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實味《野百合花》

文 | 實味   1942.3.17

 

前記

在河邊獨步時,一位同志腳上的舊式棉鞋,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種棉鞋的李芬同志——我所最敬愛的生平第一個朋友。

想起她,心髒照例震動一下。照例我覺到血液循環得更有力。

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級文預科學生,同年入黨,1928年春犧牲于她底故鄉–湖南寶慶。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,而是被她底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。這說明舊中國底代表者是如何殘忍。同時,在赴死之前,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,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一起︰因為,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產黨員被捕槍決後,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奸尸!這又說明著舊中國是怎樣一具血腥,丑惡,骯髒,黑暗的社會!從听到她底噩耗時起,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燒著最狂烈的熱愛與毒恨。每一想到她,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底影子,穿著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,由自己的親舅父縛送去從容就義!每一想到她,我便心髒震動,血液循環的更有力!(在這歌囀玉堂春、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中,提到這樣的故事,似乎不太和諧,但當前的現實——請閉上眼楮想一想吧,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——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!)

為了民族底利益,我們並不願再算階級仇恨的舊賬。我們是真正大公無私的。我們甚至盡一切力量拖曳著舊中國底代表者同我們一路走向光明。可是,在拖曳的過程中,舊中國底骯髒污穢也就沾染了我們自己,散布細菌,傳染疾病。
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從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,生活的力量和戰斗的力量。這次偶然想到她,使我決心要寫一些雜文。野百合花就是它們的總標題。這有兩方面的含義︰第一,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,用以獻給那聖潔的影子;其次,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著鱗狀球睫,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,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,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——未知確否。

 
1942年2月26日

 

 

一 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?

 

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,而且似乎肚子里裝得有不舒服。

為什麼呢?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呢?有人會回答說︰我們營養不良,我們缺少維他命,所以……。另有人會回答說︰延安男女的比例是“十八比一”,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,所以……。還有人會回答說︰延安生活太單調,太枯燥,缺少娛樂,所以……。

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。要吃得好一點,要有異性配偶,要生活得有趣,這些都是天經地義。但誰也不能不承認︰延安的青年,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,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。說他們不起勁,甚至肚子里裝著不舒服,就是為了這些問題不能圓滿解決,我不敢輕于同意。

那麼,我們生活里到底缺些什麼呢?下面一段談話可能透露一些消息。

新年假期中,一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,昏黑里,前面有兩個青年女同志在低聲而興奮地談著話。我們相距丈多遠,我放輕腳步凝神諦听著︰

“……動不動,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;其實,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。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,對下面同志,身體好也罷壞也罷,病也罷,死也罷,差不多漠不關心!”

“哼,到處烏鴉一般黑,我們底××同志還不也是這樣!”

“說得好听!階級友愛呀,什麼呀——屁!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!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,其實是皮笑肉不笑,肉笑心不笑。稍不如意,就瞪起眼楮,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。”

“大頭子是這樣,小頭子也是這樣。我們底科長,×××,對上是畢恭畢敬的,對我們,卻是神氣活現,好幾次同志病了,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。可是,一次老魔抓了他一只小雞,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!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,他卻嚎嚎的叫,扔土塊去打它——自私自利的家伙!”

沉默了一下。我一方面佩服這位女同志口齒尖利,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。

“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,想起來叫人難過。其實,害病,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。他只能給你添難受。他底聲音、表情、態度,都不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麼關懷、愛護。”

“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,那些首長以及科長、主任之類,真正關心干部愛護干部的,實在太少了。”

“是呀,一點不也錯!他對別人沒有一點愛,別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。要是做群眾工作,非垮台不可……。”

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著。因為要分路,我就只听到這里為止,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,有夸張,其中的“形象”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︰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。我們生活里到底缺少什麼呢?鏡子里看吧。

 

二 踫“踫壁”

在本報“青年之頁”第12期上,讀到一位同志底標題為“踫壁”的文章,不禁有感。

先抄兩段原文︰

新從大後方來的一位中年朋友,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;牢騷滿腹,到處發泄的情形,深以為不然地說︰“這算得什麼!我們在外面不知踫了多少壁,受人多少氣……”

他的話是對的。延安雖也有著令人生氣的“臉色”,和一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物;可是在一個踫壁多少次,嘗夠人生冷暖的人看來,卻是微乎其微,算不得什麼的。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,尤其是學生出身的,那就迥乎不同了。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,愛和熱向他們細語著人生,教他們描摹單純和美麗的憧憬;現實的丑惡和冷淡于他們是陌生的,無怪乎他們一遇到小小的風浪就要叫嚷,感到從來未有過的不安。
我不知道作者這位“中年朋友”是怎樣的一個人,但我認為他底這種知足者長樂的人生哲學,不但不是“對的”,而是有害的。青年的可貴,在于他們純潔,敏感,熱情,勇敢,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。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,他們先感覺;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,他們先看到;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,他們大膽地說,因此,他們意見多一些,但不見得就是“牢騷”;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,但也不見得就是“叫嚷”。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“牢騷”“叫嚷”和“不安”的現象里,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,合理地(注意︰合理地!青年不見得總是“盲目的叫囂”。)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。說延安比“外面”好得多,教導青年不發“牢騷”,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“些微拂意的事”,“算不得什麼”,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。是的,延安比“外面”好得多,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。
當然,青年常表現不冷靜,不沉著。這似乎是“踫壁”作者底主題。但青年如果真個個都是“少年老成”起來,那世界該有多麼寂寞呀!其實,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了,前文所引那兩位女同志底“牢騷”,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。我們不但不應該討厭這種“牢騷”,而且應該把它當作鏡子照一照自己。
說延安“學生出身”的青年是“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,愛和熱向他們細語著人生……”我認為這多少有些主觀主義。延安青年雖然絕大多數是 “學生出身”,“入世未深”,沒有“嘗夠人生冷暖”,但他們也絕大多數是從各種不同的痛苦斗爭道路走到延安來的,過去的生活不見得有那樣多的“愛和熱”;相反他們倒是懂得了“恨和冷”,才到革命陣營里來追求“愛和熱”的。依“踫壁”作者底看法,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嬌生慣養。或許因為沒有糖果吃就發起“牢騷” 來,至于“丑惡和冷淡”,對于他們也並不是“陌生”;正因為認識了“丑惡和冷淡”,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“美麗和溫暖”,他們才看到延安的“丑惡和冷淡”而 “忍不住”要發“牢騷”,以期引起大家注意,把這“丑惡和冷淡”減至最小限度。
1938年冬天,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,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“議論紛紛”,“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盡管提”,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,听听一般下層青年底“牢騷”。這對我們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。

 

三 “必然性”“天塌不下來”與“小事情”

 

“我們底陣營存在于黑暗的舊社會,因此其中也有黑暗,這是有必然性的。”對呀,這是“馬克思主義”。然而,這只是半截馬克思主義,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截,卻被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”們忘記了。這後半截應該是︰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,我們就須要以戰斗的布爾塞維克能動性,去防止黑暗底產生,削減黑暗底滋長,最大限度地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。要想在今天,把我們陣營里一切黑暗消滅淨盡,這是不可能的;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,卻不但可能,而且必要。可是,“大師”們不惟不曾強調這一點,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。他們只指出“必然性”就睡覺去了。

其實,不僅睡覺而已。在“必然性”底借口之下,“大師”們對自己也就很寬容了。他們在睡夢中對自己溫情地說︰同志,你也是從舊社會里出來的呀,你靈魂中有一點小小黑暗,那是必然的事,別臉紅吧。
于是,我們在那兒間接助長黑暗,甚至直接制造黑暗!
在“必然性”底“理論”之後,有一種“民族形式”的“理論”叫做“天塌不下來”。是的,天是不會塌下來的。可是,我們底工作和事業,是否因為“天塌不下來”就不受損失呢?這一層“大師”們的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。如果讓這“必然性”“必然”地發展下去,則天——革命事業的天——是“必然”要塌下來的。別那麼安心吧。
與此相關的還有一種叫做“小事情”的“理論”。你批評他,他說你不應該注意“小事情”。有的“大師”甚至說,“媽的個×,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,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!”是呀,在延安,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,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,都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,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。而“大人物”生活中的“小事情”,更足以在人們心里或是喚起溫暖,或是引起寂寞。

 

 

四 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

听說,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的題目,在他本機關底牆報上寫文章,結果被該機關“首長”批評打擊,致陷于半狂狀態。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。但連稚弱的小鬼都確鑿曾有瘋狂的,則大人之瘋狂,恐怕也不是不會有的事。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麼“健康”,但自信還有著足夠的生命,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瘋狂,所以,敢繼某同志之後,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。
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(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),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,因為,我敢保證,沒有半個伙夫(我不敢寫“炊事員”,因為我覺得這有些諷刺畫意味;但與他們談話時,我底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“炊事員同志”——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!)會妄想與“首長”過同樣的生活。談到等級制度,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。
一種人說︰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;這不合事實,因為它實際存在著。另一種人說︰是的,我們有等級制度,但它是合理的。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。

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,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︰一、根據“各盡所能,各取所值”的原則,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;二、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,待遇自然有等差;三、蘇聯也有等級制。

這些理由,我認為都有商量余地。關于一,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,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驅體支撐著煎熬,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,因此無論誰,似乎都還談不到“取值”和“享受”;相反,負責任更大的人,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(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)的精神,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,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。當然,對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,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。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,也可略予優待。關于二,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,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,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,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,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。關于三,恕我冒昧,我請這種“言必稱希臘”的“大師”閉嘴。

我並非平均主義者,但衣分三色,食分五等,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——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(筆者自己是所謂“干部服小廚房”階層,葡萄並不酸)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。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,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(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,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︰吃得飽!),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“大人物”,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“享受”,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,對他們不惟沒有愛,而且—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“不安”的。
老是講“愛”,講“溫暖”,也許是“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”吧?听候批判。

 

 

 

1942年3月17日

 

 

 

( 原載1942年3月13、23日延安《解放日報》“文藝”副刊,署名:實味。)

 

簡體版 王實味:野百合花

 
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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